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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秉江 创造·收获·欢乐 ——刘秉江访谈录

刘秉江 创造·收获·欢乐 ——刘秉江访谈录

2011-06-09 09:55:34来源:艺术家作者:博宝艺术家

刘秉江 刘秉江 创造·收获·欢乐 ——刘秉江访谈录

  朱守信(以下简称朱):刘先生您好。在您的人生经历中,可说是一辈子都与艺术紧密相连,创作了大量作品,包括油画、壁画、线描和彩墨画等。当初您是如何走上绘画这条道路的?

  刘秉江(以下简称刘):我之所以走上绘画这条道路,纯粹因为兴趣与喜爱。幼年时我就喜欢画画。记得当时在北京经常能看见远道而来拉煤的骆驼,每次听见驼铃声我就忍不住要跑出去看,那种梦幻似的异域感觉至今让我难以割舍。到后来就开始把看到的骆驼画下来,算是我对绘画最初的尝试。稍大时开始对香烟画片着迷,它们是我最早的绘画启蒙老师。那时我热衷于父亲香烟盒里所赠送的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封神榜》、《红楼梦》之类的故事画片。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国、水浒一类的武将和草莽英雄式的人物画片。我至今还对三国和水浒里的人物非常关注,是他们的英雄豪气潜移默化地培养了我的英雄情结,而后来历史教科书的教诲又培养了我的民族情结。我非常喜欢关公,除了他很多脍炙人口的英雄事迹,更多在于他的形象也深深打动着我。像卧蚕眉、丹凤眼、五绺长髯、绿袍、金甲、赤兔马这样的装扮,有形有色,这样的英雄形象令我相当着迷。因为喜欢,所以开始照着画片画他们的形象,这些画片成为我童年学画的范本。如今回想起来,后来能走上绘画的道路,是与小时候的这些爱好有着很大的关系。

  朱:后来又有谁对您产生了关键的影响呢?

  刘:我高中开始时还梦想能去考理工科大学,但后来一次参观画展的经历,使我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理想。1954年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办了徐悲鸿遗作展,展出了徐悲鸿在法国留学期间及归国后的油画和国画作品。由于此前对画画的概念并不完整,又从未见过油画原作,所以当我见到徐悲鸿的油画原作时,整个人都震动了。徐悲鸿画面中极为丰富的色彩使我大开眼界,我第一次知道还可以用如此丰富的色彩来表现对象。色彩还可以有如此广阔的发展空间,这是以前完全没有意识到的。对于当时的我来说,徐悲鸿可以说是改变我人生走向最关键的一个因素。

  乔监松(以下简称乔):我们知道,董希文曾对您产生了极大影响。您曾在《忆恩师董希文先生》一文中动情感慨“我有幸成为董希文先生的学生,是我一生中的大幸事”,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老师的感恩与怀念,可见董先生在您心中的位置。

  刘:董希文是我的最重要的老师,他的历史画、创作经历与遭遇、“文革”中的磨难、他对我的器重与真诚严格的教诲,是我一生的精神财富。正式进入董希文工作室是在“反右”运动开始以后,当时董先生的处境也并不如意。进入董希文工作室不仅是我艺术上的幸事,更是人生的幸运。由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,我被划“白专”而受到批判。当时学院规定对“白专”学生以“走廊不挂画、分数减一档和教师不辅导”的方式进行处理。尽管学院有这样的规定,但董先生却对学生一视同仁,对我没有丝毫偏见,使我深受感动。当时我们学生经常到董先生家里去,他有时也会在家里给我们上课。有一次董先生将他从最早的到当时的画全拿出来给我们看,一张一张地讲解,介绍他的创作思路与历程,使我们大受启发。有很多之前苦苦思索都不得解的问题豁然开朗。现在回头去看董先生的画,仍能体会到画面之中的激情,看董先生的写生作品尤其能体会到这种感觉。那些写生作品的色彩是如此灿烂和整体,用笔用色是那么肯定,形与色达到了完美的统一,完全是一种胸有成竹的畅快表达。我觉得董先生写生的画中有一种中国文人情怀与韵味,他在长征路上的写生作品,更是中国美术史上重要的经典。

  乔:您的艺术创作大都是选择少数民族题材。您在《最初的尝试》创作谈中,也

  真情诉说了对兄弟民族的深情及对少数民族题材的偏爱。请刘老师谈谈这个问题吧。

  刘:我的很多灵感来自远方。小时候结下的异域情结,在我工作后得到了宣泄和表达,并且一直保留到现在。相比其他画家,我更倾向于异域情调。我对周围的环境一点儿也没兴趣,比较脱离所处的现实。在我的内心深处,仿佛总是有种逃避现实的心理,不想去理会现实生活中的缺憾与丑恶。我更愿意在自己营造的异域情调里陶醉,以清净的心态来塑造自己所认为的、最为美好的事物和生活。我不厌其烦地描绘异域风貌,其实是心理需求的一种外在表达。

  我偏爱少数民族题材,不仅是因为自童年开始就喜欢远方那种充满异域风情的感觉,更喜欢边疆少数民族纯粹与朴实的原生态的美。自然原生态的美才是最为纯粹的,才是最能陶冶人性的。他们的生活是如此单调,没有那么多的物质诱惑,不会有那么多的利益纷争。他们有的只是人性中最为纯粹的一面,生活纵然辛苦,即便在漫无人烟的地方艰苦劳作,只能通过牛马来充当交通工具,享受不到现代社会的便利,在物质层面上还较为匮乏,但我觉得他们的精神世界却是充实的,人与人之间是坦诚与真实的。他们勤劳、淳朴,有棱有角的性格、精神和气质都始终深深地打动着我,让我不知疲倦地去描绘。

  朱:您艺术上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,审美理想又是怎样形成的呢?

  刘:最初我受到徐悲鸿的影响,对于色彩艺术表现的可能性很有兴趣。后来进入中央美院学习,正是苏派一统天下的时候,此时我的主要风格还是写实。曾一度受小时候就有的英雄情结和苏联巡回画派的影响,当时还试图创作历史画。但很快就接触了法国印象派,之后我的绘画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。

  1959年为国庆10周年而作的献礼作品《渔民出海》,是我受印象派影响而画的,与当时苏派绘画一派灰调子的风格形成很大差别。虽然显得比较另类,但受到了学术思想比较开放的董希文的充分肯定,这无疑对我是极大的鼓励。那时,我沉浸于色彩的表现与探索,尽可能挖掘色彩的表达空间,追求一种比较自由的形象和表达,有了追求个人风格的愿望。随后我到中央民族学院任教,亲身接触并开始了解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,我的美术创作也开始转向少数民族题材。少数民族的色彩和生活与我之前的追求有很大的切合点,使我开始关注我所向往的那种自由境界,开始探讨不同文化之间的结合问题,这个问题后来就成为我一直思考和研究的方向。受董希文的影响,我逐渐关注油画民族化的问题,由于既受到了法国印象派的影响,也接受了严谨的苏派写实教育,本身对中国传统文化也还有些许了解,所以对油画民族化这个问题很有兴趣。我的第二个老师是黄永玉,他对我的影响堪比董先生。我的重彩画、线描与写生以及壁画的创作都深受黄先生的影响。学习黄先生画重彩画,这个阶段对我启发很大,我从中发现那是一个全新的境界,对空间和色彩等有了新的理解。学习重彩画的经历,对我的油画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,黄先生的指导成为我中年以后艺术探索最为重要的指导原则。

  我的油画其实是在线描、重彩、壁画以及对于形、线、色的交叉运用和旁敲侧击下诞生的。我所掌握的几个画种共同影响着油画,形成了独特的绘画语境。一直以来我都是想在画面之中尽量将自己所希望的、向往的那种美好的状态表达出来,把来源于现实生活中还并不尽善尽美的东西经过创作、提炼与概括之后,以一种近乎完美的状态呈现出来,因此我的创作既有来源于自然物象的美感,又有个人情感侧重下的艺术表现,即在自然形态下又加上我个人的标点,融自然与理想于一体。

  乔:由于长期关注少数民族生活,少数民族艺术是否也影响了您的艺术创造?您如何对少数民族艺术因素进行借鉴和汲取?

  刘:少数民族间的差别是很大的,本身的文化也参差不齐,少数民族艺术对我的影响是不同层次的。与中国传统绘画和西方艺术对我绘画的影响不同,少数民族的艺术往往是无法直接拿来运用的,其影响更多地来自于他们的形象、生活的状态与性格等。我对少数民族因素的借鉴更多的也在于他们的精神、气质的汲取。例如描绘塔吉克人,他们的服饰、纹样、刺绣等常常被我用于画面之中,我用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东西来烘托他们的生活状态,使画面具有更为纯粹的塔吉克民族韵味和精神风貌。但是,在作品内涵上的开掘,并不是仅仅靠服饰和装束这些表面样式就可以做到的。画新疆维吾尔族题材,如果不深入新疆当地人的生活、不亲身体会他们的生活,画面上的形象很可能是穿着维吾尔族服饰的内地人。如果只是以一种猎奇的心理去表现表面看见的东西,是无法表现少数民族人们内心的美和精神面貌的。任何艺术都一样,如果不能努力体会对象的生活方式与形态,进而理解他们性格的话,都无法深刻反映他们的精神特质。尽管我的画经常没有情节,但是我一直都在努力地描绘和刻画他们的内心世界,努力描绘他们的精神、气质和神韵。

  乔:您自上世纪60年代初到中央民族大学任教几十年来,为中国少数民族美术教育做出了很大贡献。如今已是硕果累累,桃李满天下,刘先生能就此谈谈自己的感受吗?

  刘:初到民族学院时,当时美术专业是一穷二白。从艺术系的初建专业到后来具有一定规模,我一直都参与其中。昔日很多翩翩少年学子,如今已成为边疆地区美术事业的主力军,有的当了艺术学院的院长,有的当了教授,有的当了美术协会的领导,他们都各自认准了自己的方向,守住了事业的底线,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如果说这些年为少数民族美术事业还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情,我想倾心教书、培养了这么多的学生应该算是一件。

  朱守信 浙江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美术系教授

  乔监松 浙江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美术学硕士研究生